論鍾肇政的「高山組曲」--川中島的戰火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林瑞明

 

摘要

本文透過鍾肇政的原住民小說《川中島》與《戰火》,以馘首問題、頭目權力問題的消逝,和教育與近代化為主題,分析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認同的轉移。鍾肇政藉前後兩代泰雅族知識份子的眼光,來觀察高砂族與日本統治者之間無形的競爭。在《川中島》中,原住民與日本警察的關係是主奴關係,泰雅族被不合理的勞役制度所壓迫。但是到了《戰火》時,鍾肇政寫出了南洋戰場上,高砂族得到了戰爭平等的待遇,也取得與日本內地人一較高下的機會。高砂義勇隊在戰場上的表現不僅優於殖民主,甚至逆轉了被殖民者的地位。

壹、 前言

鍾肇政漫長的創作過程中,對原住民的關懷是他重要的主題之一。從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台灣新生報 副刊》連載《馬黑坡風雲》[1]開始;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四日在《聯合副刊》連載的《台灣高山故事新編》;一九七九年四月長篇小說《馬利科彎英雄傳》,至今天論文討論的重點《川中島》與《戰火》兩部小說,而後他又於《世界日報》發表《卑南平原》。鍾肇政對原住民的關懷起步很早,雖然未能完成所謂「高山三部曲」但是不減他對以原住民為主題的文學創作之重視。

鍾肇政的小說向來有濃厚的歷史意味,尤其描寫日治時期的台灣知識份子的心境小說,為數不少。呂赫若、陳火泉、王昶雄、吳濁流…等等都留下許多質與量兼俱的佳作,但是對於原住民的知識人則是相當缺乏,所以本文想以同化政策為主軸來看這兩本小說,並以畢荷.瓦利斯的回憶錄、《理蕃友》[2]、等重要史料為互相參照,本文也與作者鍾肇政一樣以畢荷為主要對象來觀察在川中島的同化政策。

 

貳、 研究回顧

最早對《川中島》與《戰火》寫評論的是當時尚在獄中的呂昱,呂昱他在《台灣時報副刊》中以〈解開苛政下隱忍圖存的奧秘--評鍾肇政的「川中島」〉一文,認為:鍾肇政修正了他在《馬黑坡風雲》一書中為了貼近史實,固而貶損了文學價值的做法,同樣以霧社事件為對象,但是在《川中島》一書中展現了作者的高度想像力,將材料打散、分解而又重新組合,在創作技巧上是《馬黑坡風雲》無法比擬的。在內容上,呂昱認為鍾肇政從畢荷.瓦利斯個人內心的徬徨苦悶,對日本亦恩亦仇、有愛有恨的雙重理念摩擦,而擴及全體族人的茫然與苦哀。但是呂昱認為即使熱愛高山同胞的鍾肇政,不免依舊有著漢人的侷限,例如缺少對神話的大量運用,所以呂昱認為鍾肇政也只是隔牆觀望,並未跨出種族間的高牆。[3]

接著在一九八五年《台灣文藝》雜誌上,舉辦了一個「高山組曲」的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林深靖、林芳玫、魏貽君、陳為祥,他們四人對這兩本小說解讀角度各有不同,一般都肯定鍾肇政為原住民寫小說的努力,不過,對於書中人物的形象塑造則較為平面,不夠深入,特別是對女性角色如巴堪、馬紅…等等,比較傳統式的看法。[4]

歷史學出身的林德政也為《川中島》寫了簡短的書評,林德政認為這種具有歷史時空背景的小說常常更能描繪出歷史事件複雜的本質,鍾肇政在建構高山民族的抗日歷史,有他特殊的貢獻。小說不從正面描述日人殘暴的統治,在矛盾之中隱約襯托出日人殖民統治的罪惡,是作者高明的地方。林德政認為從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以降,迄黃春明的《莎喲娜啦.再見》,以台灣史為背景的小說都帶有無奈的色彩,這本《川中島》是少數具有希望氛圍的小說。[5]

錢鴻鈞在〈高山組曲第二部《戰火》--日本精神與塞達卡精神〉及其後的精華版〈解讀鍾肇政作品《戰火》〉一文中探討日本精神和塞達卡精神兩者的關係。錢鴻均將《戰火》視為歷史文獻,作為了解高砂義勇隊的認同是什麼這樣的角度出發,指出高砂義勇隊所發揮出來的精神,說是原住民精神,不如說是因為現代教育下的國家意識的影響,而轉化成的日本精神。錢鴻鈞特別反駁呂昱的說法,而認為以鍾肇政的成長環境、日文運用、思考方式等與高砂義勇隊相同,從某個角度看,鍾肇政是比高砂義勇隊的下一代更能了解義勇隊的。[6]而《戰火》詮釋的重點應該在:(1) 高砂義勇隊的認同是什麼。(2) 怎樣的環境、時代造就這種認同行為。(3) 進一步探討原住民精神的本質。[7]

 

叁、 《川中島》與《戰火》內容簡介

    《川中島》延續《馬黑坡風雲》以霧社事件發生後,僅僅只剩下二百九十八人的霧社遺族,日本統治者以「保護」為名,強迫離開自己的故鄉,遷移到名為川中島的地方。作者以畢荷.瓦利斯(小說中-高峰浩;日名-中山清;漢名-高永清)親歷霧社事件的青少年之眼,敘述族人在這塊比父祖之地還要寬敞許多的地方,族人逐漸以農耕的方式取代過往打獵維生,在物質日漸豐富的情形下,日本文化也藉著強勢統治的手段,逐漸凌駕傳統文化。鍾肇政藉由小說中靈魂人物畢荷.瓦利斯的內心交戰來呈現出兩種文化的矛盾與相通部分。

    第二部《戰火》則將時間拉到日治末期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時期,霧社事件發生時還是小孩子的阿外,在十一年後成為一名不折不扣的「皇國青年」,一口標準「國語」(日語),並參加高砂義勇隊,在太平洋戰爭中再度展現原住民馘首的精神,鍾肇政並特別將來自布農族的林兵長的思想與行動,塑造為原住民的典型。

 

肆、 小說中的同化教育

    畢荷.瓦利斯是繼花岡一郎與花岡二郎之後,日本統治者極力栽培的泰雅魯,畢荷除了接受日語教育外,他也受到小島源治巡查與安達健治,霧社分社的外勤巡查部長杉山…等人的照顧,特別是小島源治的次男重雄,當時是霧社小學校五年級的學生與同六年級的畢荷感情非常好[8],而產生了類似父子關係的特殊情感。除了教育所畢業後被安排進了霧社小學校,並在霧社神設祭中演出「軍神廣瀨中佐」,而得到極高的評價:

「高峰實在不錯,該是花岡一郎第二吧。」

「不,高峰絶不比花岡差,將來會更有前途的。」

「的確。今年,高峰與馬紅可是一對霧社的明星啊!」

(《川中島》,蘭亭版,頁55)

畢荷得天獨厚的能進入小學校就讀,除了由老師帶來的教育知識外,畢荷長期與日本人的相處,特別是在小學校階段,只有畢荷是原住民,可以想見這兩種迥異的文化價值體系,必在他身上產生諸多矛盾。在大正九年(1920)的「沙拉毛事件[9]」,沙拉毛社殺死了數名日本警察,而當時荷戈社是屬於「味方蕃」(「友蕃」),也就是畢荷其實的背景是在親日的背景下成長的,直到霧社事件前夕。日本同化教育政策與泰雅族傳統有許多衝突,在小說中鍾肇政提出了幾個主要的問題:

一、關於馘首問題

原住民馘首的習俗其實一直遭到漢人及其後來的日本人強烈的污名化,在畢荷的受教育的過程中,這可能是讓他最苦惱的部份:

  可是「突奴」(日本人)卻說那是迷信、野蠻,而且還定了一個誡律:馘首

是犯法的,殺人者須償命。在學校堙A他從小就被灌輸了否定「人頭」的想法。(《川中島》,蘭亭版,頁81)

畢荷看到被割下的人頭覺得噁心,從這樣的舉動畢荷可以說是被日本同化了,畢荷最早在《理蕃友》上發表的文章就曾提到:他必須盡到隨著「國語」(日語)的普及,隨之而來的則能夠將「蕃族」的陋習改善的責任。[10]而這種出草的陋習如果繼續存在是無法期望高砂族進化的,希望族人能早日在日警的指導下趕快覺醒。[11]

二、頭目權力的消逝

除了布農族以外,頭目是台灣各族原住民的領袖,但是在日本人來了以後卻產生了許多「大人」。

在村人們心中,頭目是絕對的。但是,另一種「絶對的」人物出現了,就是村子媥n在所的警察:巡查、巡查部長,這些警察還兼教育所的「先生」。他們沒有一個不是比頭目更高更大,甚至有些大的駐在所還有警部補,分室還有警部。再上去,還有警視哩!還有更上面的,郡守、州知事都是。不,還有更上面的,是總督。都是在雲端上的,看也看不見的。但是,這還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天皇陛下,是太陽,是神。……這一切,都是畢荷在教育所媥ヮ鴘滿C到了小學校,學得更徹底了。先生們都說,頭目們都是野蠻人,因為他們沒有受到皇國的教化,祇懂得馘人頭。(《川中島》,蘭亭版,頁82)

這一段引文,作者很清楚指出了加在原住民身上的令人喘不過氣來的一層層的統治者,而原本在村民心目中的頭目卻是連最下級的巡查都比不上,更不用說「看也看不見的」總督與天皇陛下了。由此延伸而來的統治權威則是對日本警察的言聽計從:

      誰向突奴說過不字呢?突奴的話,也就是命令。那也是天皇陛下的命令。命令要絶對服從。這就是他自從進了蕃童教育所以後的六年間來,不住地被灌輸的知識中最重要的一項。(《川中島》,蘭亭版,頁148)

三、 教育與近代化  

    畢荷作為事件發生前後,日本政府極力栽培的知識青年,在學校教育的過程中,新事物對畢荷吸引力就消減了殖民性:

      那真是嶄新的世界呢。除了「國語」、史、地外,差不多都是以前僅略有所聞,卻從來也沒碰過的功課。好比英語,哇,這就是所謂的「橫文字」了。每一個字母都有片假名的注音。才二十六個。然後,由若干個字母排成一個有意義的字。……畢荷有了重大的發現:不算太艱難哩。此外,還有許多陌生的功課,例如「漢文」啦,代數啦,物理啦,化學啦。並且,每一本講義都按著進度排列。……乍一接觸到新世界,事事物物,無不新鮮有趣,不但吸引了畢荷無盡的興致,還在他心中燃起挑戰的烈焰,信心與決心也隨之益發堅固。(《川中島》,蘭亭版,頁181-182)

畢荷被命為警手之後,在工作之餘,為了專門學校的檢定考試,畢荷從杉山那堶禸蚆蕈q苦讀。畢荷接受新式教育,如果檢定考合格那將會超越了花岡一郎與二郎兄弟,而之後月入十伍圓的收入,更是另其他村人所不及的。

 

伍、畢荷與小島源治

    畢荷與小島源治的關係,是整部作品中最複雜、最具衝突性的,而他們衝突的來源也是源自同化政策教育下的結果,小島源治是當時套乍(一般稱為道澤)駐在所主任,他的二兒子重雄與畢荷是同班同學,雖然畢荷出身荷戈社,是參加霧社事件的六社之一,卻對畢荷照顧有加。特別是霧社事件後,在小島家的溫情下,畢荷才沒被擊倒:

      高峰,你要堅強地活下去。不幸的事件已經發生了,這是大家求取新生的時候。你的族人需要你,重雄也需要你這個朋友。還有,我們一家人也需要你,國家更需要你哩。(《川中島》,蘭亭版,頁103)

不僅如此,小島太太也是:

      她經常地勸畢荷,要放寬心,要進食,簡直把他當作家堛漱@份子。(《川中島》,蘭亭版,頁103) 

但是,隨著畢荷發現第二次霧社事件幕後的主使者竟是小島與樺澤時,他對小島的觀點完全改變了:

      畢荷在想著剛才聽到的話:小島是魔鬼。他是魔鬼嗎?那圓胖胖的臉,圓胖胖的腦袋。他在一群殺氣騰騰的套乍社眾前面,那麼鎮靜,那麼豪邁。(《川中島》,蘭亭版,頁171-172)

可是,就當畢荷做如是想的同時,另一種聲音又在他腦海中出現:

      可是,小島不但救了他的命,還對他那麼好。一家人,小島家的歐巴桑,到重雄、正雄,都對他那麼好,幾乎把他當成一家人看待。沒有小島源治,早就沒有他畢荷.瓦利斯了。還有,第二次事件,也是小島救了他的。(《川中島》,蘭亭版,頁172)

在畢荷尚未發現小島是第二次霧社事件的主謀之前,兩者關係類似父子感情,但是,在「個人救命之恩」與「殺族人之仇」兩者之間是小說中的精采之處,畢荷不停地在小島是人呢?還是魔鬼的問題上反覆思考。當畢荷被通知成為一名警手時,畢荷腦海中浮起的是:

      是他!這一定是小島巡查部長為他爭取的、安排的。除了小島,還有誰會這樣地關心他、愛護他呢?那麼自然地,小島那圓胖胖的臉、身材,在他眼前映現。那笑容好像也是圓圓的,還飽含著慈愛。還有那歐巴桑、重雄,以及那位被馘去了頭的正雄,也都一塊浮現了。《川中島》,蘭亭版,頁178)

但是這樣的一位「魔鬼」,卻是他的救命恩人,也是替畢荷介紹到令族人稱羨的警手工作。[12]在經過反覆的思考之後,畢荷似乎有了初步的答案:

      是因為小島是魔鬼嗎?他明明也是你的恩人。沒有他,沒有他,早就沒有你畢荷.瓦利斯了。或者:因為你們「突奴」都是魔鬼?

      畢荷猛地搖搖頭,好像要甩掉這種想法似的。他自己比誰都知道,這種話根本就是大逆不道,絶對無法說出口來。(《川中島》,蘭亭版,頁179)

畢荷的想法終究是慢慢地成形了:他對小島一家人有無限的感激,對於他生活與工作上的照顧的恩情,某個程度上是壓過發動二次霧社事件的仇恨。這樣的情感問題也是畢荷崇拜的花岡一郞與二郎之前面臨過的,而這樣的問題放大來看,也是殖民地知識份子共同的一份情感「困擾」吧!個人情感與民族情感有衝突的時候,以畢荷的狀況而言,若他選擇了仇恨這一邊,不就辜負了小島對他的一番盛情,有恩不報,難道不也是悖離了原住民的精神嗎?但是最後,畢荷還是把仇恨壓下去,而且其實還為他找了一個他之所以為魔鬼的理由:奴突都是魔鬼,小島是因為具有日本人的身份才是魔鬼,而不是小島本身就是,這也證明了畢荷對小島及其一家人是帶有濃厚的感恩之情。

 

陸、從畢荷到阿外

若說《川中島》是以畢荷的角度敘述的,那高山組曲第二部《戰火》則以阿外(山下太郎),這位高砂義勇隊的一員,敘述在南洋戰場上與日軍並肩作戰的情形。畢荷與阿外大約相差十歳,霧社事件發生時,阿外不過是八、九歲的小孩子,隨著小說《戰火》的時空拉到皇民化進行的如火如荼的1940年代,更可看到同化政策的影響。

《戰火》以昭和十九年(1944年)「川中島青年學校」冠蓋雲集,開校典禮的日子的場面為開頭,並在典禮上出現了川中島知名的佐塚昌南,這位英勇的高砂義勇隊成員,這也帶出了《戰火》這部小說是以高砂義勇隊的表現為主題,《戰火》大致可分成兩個主題:前半段是描述川中島地區十多年來的生活與形貌的改變,後半段則是高砂義勇隊在戰場上的表現。

這時的畢荷已經是一位公醫[13]了,在川中島是有史以來學歷最高的知識份子,而這十多年的歲月,此時畢荷的想法也有著些許的差距。或許更正確的說是心態上的差距,畢荷當初被小島與杉山慫恿考專檢或是普通文官,但他發現這兩條路根本是行不通的,畢荷想起了他所崇拜的花岡兄弟,唸完師範學校,得不到應得的「國民學校訓導」,只不過是「乙種巡查」而已。花岡的不幸再一次在畢荷的身上發生,此時畢荷已不再相信日本人為他所設下的美好願景,雖然不過才二十八歲,但是現實生活的因素,《戰火》中的畢荷已不再如《川中島》中的畢荷是有朝氣的,雖然目睹日本人對族人的虐殺,但是青少年時期的畢荷依舊願意相信他是有大好光景的。《戰火》中畢荷不過經過十年,但是我們看到的畢荷,有如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陳友三,是一種全然絕望的心情。鍾肇政在兩部小說中,分別寫出了畢荷不同的感受。

 

柒、新世代的泰雅魯

    十多年來川中島的變化,特別是教育對新世代的泰雅魯的影響,在《戰火》的小說中的第一章,以川中島青年學校的開校典禮為背景,出現的幾乎都是在霧社事件中犧牲泰雅魯的第二代,小說中的要角阿外.他利、佐塚昌男、佐塚佐和子,首先看看鍾肇政對於他們的敘述:

一、阿利.他外

      在貴賓蓆上敬陪末座的,也是足以教人大感驚奇的人物。要認出這人,可

就不那魔容易了。但是,細心的人還是可以看出在充滿眉宇間的一股堅毅

之氣的底下,還留有當年調皮、精靈的痕跡。那是三兄弟的老大阿外.他

利。如今他是大大有名的高砂青年山下太郎。(《戰火》,蘭亭版,頁23)

二、佐塚昌男[14]

      還有一位極「出色」的人物,是在場唯一穿軍服的人,領子上別著上等兵

階章,戰鬥帽還是簇新的。此人姓佐塚名昌男,是霧社一帶唯一的高砂族

「在鄉軍人」。……一九三七年間,這孩子屆滿二十歳,奉召入伍,還是

到內地的「故鄉」宇都宮砲兵第二十聯隊去報到的。(《戰火》,蘭亭版, 頁

24)

三、佐塚佐和子

      倒是他的姐姐佐塚佐和子,事件後被送到「內地」進了音樂學校,成了一

名歌星,三四年前回台巡迴演唱,其中一首「莎央之鐘」[15]大為轟動,榨出了無數人們的眼淚。(《戰火》,蘭亭版,頁25)

四、高峰新作(花岡新作)

      新作從隊中站了出來,不算高大壯碩--這也難怪,還是個不折不扣的少

年哩,不過倒的確是眉清目秀,自然中有一股英氣。那動作,不管是從隊

伍中以小跑步出來的樣子,站定後的「不動姿勢」(立正)、敬禮等等,無

一不是標準的「帝國陸軍禮式」,中規中矩極了。……那純正的「國語」

,說得流暢極了!幾乎使人不敢相信,在深山僻地,也有這麼了不起的

小孩。(《戰火》,蘭亭版,頁29)

首先從這幾位在泰雅魯眼中傑出的青年,可以看出他們評判的標準逐漸改變中,從傳統馘首的數量多寡,到現在以身為高砂義勇隊、進入日本內地歌壇為榮,特別是阿利,他的父親在霧社事件中為日本人所殺,母親自殺,這樣心境的轉變,及其內心的掙扎又有些類似。

    作者接著再從「景」出發,經過十餘年川中島在社眾的辛勤耕作下,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風貌:

      站在所前台階上,往正面望過去,便可感覺出,歲月確實給這各地方帶來

了幾許變化。田堨搨]長得相當高了,一片碧綠,與遠方山巒的蒼翠,適成鮮明對比。……唯獨原先那些茅草頂的破陋「改良蕃屋」,全部失去了蹤跡,取代的是一棟棟小巧玲瓏,看起來十分牢靠的房子。屋頂是「日本瓦」,外牆是水泥基、木板牆,屋堛漲a板還是打水泥的。……換一種說法,他們在熬過了最初的幾年艱辛歲月之後,終於漸漸有了能力,來蓋成這種相當不錯的住宅。他們的確是從那以後有了較為安全的生活。(《戰火》,蘭亭版,頁25-26)

在這裡鍾肇政一開始描繪的川中島與一般歷史強調日本苛政的筆法不同,他選擇這樣的開場白,閱讀上是正面的筆調,不過從以下的情節,隨著畢荷、阿外、林兵長等人將小說的場景拉到南洋戰場上的時候,就原住民來說才是真正平等的被對待。

 

捌、 絕望中的出口

    《戰火》前半段中,畢荷心態的轉變最值得探討,這時的畢荷已經是一名地位崇高的公醫了,但是就畢荷而言,這樣的工作是他想要的嗎?我們可以參照畢荷的回憶來做個比較:

      他是靠幾本「中學講義錄」,完全獨學自修打起了基礎。起先,他的目標是「專檢」,一一有了這樣的學力,也可以去考「普通文官」,乃至再進一步攻「高等文官」。考取「暜文」,那就有「判任官」的任用資格,萬一「高

文」也及格,那就真不得了,有被任命為「奏任官」,也就是「高等官」

的資格。(《戰火》,蘭亭版,頁38)

    畢荷作為泰雅魯的知識份子,雖然也受到小島源治、安達健治等人的幫助,但在殖民體制下,作為一個日本統治者最鄙視的「生蕃」,畢荷在另一個面向上,他更能體會到不平等的待遇與統治方式:

      然而,他漸漸地明白了這兩條路幾乎都是絕望的。顯而易見,一個高砂族,絕無可能得到符合資格的任命。……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三年也過去了。這其間,所堛漸珘堥筋d走了,也來了新的,就是沒有高峰浩的份。《戰火》,蘭亭版,頁39一40)

而這樣的心態是境遇是普遍存在於當時的知識份子上的。但是畢荷繼續的努力,走向公醫這樣的路途:

      為了工作上的需要,常常與中原社[16]的公醫接觸,他於是發現到有另外一

條可能的出路,就是考「現地開業醫」。這是靠檢定而取得開業資格的醫

師……這一次的奮鬥,足足繼續了五年之久,在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

被任命為中原社公醫。[17](《戰火》,蘭亭版,41一42)    

其實當公醫並非畢荷的本願,在《戰火》中畢荷雖然三十歲不到,但是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深刻體會到差別待遇,以畢荷的地位都如此不公平,更何況是一般社眾呢?他們深受勞役、工作上、求學上的不平等對待,找不到出路。

    高砂義勇隊剛好提供了這樣的一個機會,一個出口,特別是高砂義勇隊的戰場是遠在太平洋的小島上,提供了發揮他們所長同時也是壓抑許久的心情,當阿外移到摩羅泰島,在這原始森林堙A其實更像他們的故鄉:

      不知誰說出來的,這堣餼鴩茠漲a方更近故鄉了。不少伙伴還為此表示欣喜。(《戰火》,蘭亭版,頁132)

也因為更像故鄉,對原住民而言,更容易讓他們發揮所長,在原始森林中作戰反而讓原住民與日本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剛好是逆轉過來,原住民在此不但受到他們所認為的一視同仁,更進一步,指導起平日地位高於他們的日本兵:

      「小隊長殿,你的劈刺的劍道,在部隊堿O第一,學問也好,是鬼軍曹、

鬼曹長,我們都承認,但在這樣的山林堙A我敢說還不行。山是我們高砂

族的天下哩。」……

「是這樣的。看看附近的幾棵比較大的樹,不是那方向的樹枝較大較茂盛

嗎?這就是東和南啦。這個方向,是北,是枝掗最小的。細細看,就可以

看出來了。」……

「有的。我除了地形觀察以外,時時留心著,有什麼可以吃的?有多少?

如何弄到手?」(《戰火》,蘭亭版,頁145-148)

原本居於領導地位的日本軍曹長,到了沼澤叢林區有再好的武器裝備,一切都派不上用場,如不能判斷方向、找不到食物來源,而這種最基本的求生技術卻是原住民最擅長的。使得和田曹長也不得不為自己過去輕視「生蕃」而感到慚愧不已:

      「明白了。」和田曹長把小隊長的威嚴一股腦摔脫了,感動地說:「我都

能相信你了。你們真是好部下,也是不折不扣的帝國軍人了。你們是我所

看到過的最純真、最誠樸,而且是最忠心、最勇敢的一群。能跟你們在一

起,這是我的幸福哩。」……

「是我衷心的話,一點也不假。說出來是很見笑的,過去我祇知道你們是

台灣深山堛熙奶H,而且是馘首族。不少人都以為不小心會被你們把頭給

砍去了。真是大錯特錯了,慚愧!」(《戰火》,蘭亭版,頁149-150)

對於長期受到不平等待遇的「蕃人」聽到和田曹長這一番話,必能更增加高砂義勇隊對日本的認同,但也只有在戰場上,他們才能體會平等的待遇,與在高山完全不同。阿外完全感受到在高山與日本警察的關係是「主奴」,並且是不被當成人看的奴隸。然而在軍中,軍階分明,對每一個兵都一樣,不會因為你是日本人、高砂族、台灣人而有所不同。高砂族與日本人完全平等了,這是他們最大的心靈慰藉,也是驅使他們願意為日本天皇、日本帝國犧牲的原因。(《戰火》,蘭亭版,頁153-154,181)

    除了能得到平等對待之外,原住民更進一步表現出高於內地人的企圖心,鍾肇政特別塑造出布農族出身的林兵長,有意無意在「炫燿」著原住民與生俱來的優勢:

      嚴厲的掃蕩,使摩羅泰的白天成了美軍的天下;神出鬼沒的挺身攻擊,形

成高砂族人在夜奡閂雃R氣。高砂族兵真可以傲視整個南洋戰場上的日

軍。不僅執行作戰任務時如此,就是非戰鬥時間,他們也可以表現出驚人

的適應能力。他門來去自如,行動快如閃電。他們巧妙地捕捉山野堛熙

獸及河堛熙蔣琚A所以極度的糧食缺乏所造成的飢餓也難不倒他們。

《戰火》,蘭亭版,頁226)

在這之前,林兵長向和田曹長說明如何辨別方向,如何獲取食物來源,在阿外看來都是帶有炫燿高內地人一截的意味。文中強調日本兵對高砂族能「輕易」發現地雷,找到安全的路感到不可思議時,對阿外與林兵長等等來自慣於打獵的民族是理所當然,鍾肇政在南洋戰場上的描寫,與其說寫出了高砂民族的血淚生活,不如說是寫出了高砂民族在南洋戰場上的解脫,所得到的平等待遇與內地人一較高下的機會。

    在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的後殖民論述中,殖民主與被殖者之間不全然是上下絕對的關係,往往殖民主和被殖民者的關係相當含混矛盾。殖民政權看似無所不能,它仍無法完全掌控被殖民者,阻止其嘲仿(mimicry)或撥用殖民主的形象及權威。霍米•巴巴打破傳統殖民/被殖民,主人/奴隸二元穩定結構。而強調雜種文化如何透過生產創造的方式顛覆種族純淨性與文化優先權。[18]有時看似在底層的被殖者反過來去影響殖民主,站在殖民主的頭上。另外,霍米•巴巴也強調殖民主與被殖民者相互滲透的過程,也就是殖民主體間的揉雜(hybridity),這種過程其實就是一種逆轉策略。在《戰火》的小說中,鍾肇政筆下的林兵長與他的上司和田就是如此,或者說高砂義勇隊皆是如此。高砂義勇隊在戰場上的表現反而優於他的殖民主,而逆轉了被殖民的地位。

 

玖、 結論

    鍾肇政的高山組曲《川中島》與《戰火》如實地描述了在霧社事件後,殘存的泰雅魯的生活,鍾肇政其實並沒有花太多心力在川中島地區生活的狀況,他藉著前後兩代泰雅魯的知識份子的眼睛來觀察「無形的戰火」,高砂族與日本統治者無形的競爭,在《川中島》中,日本統治者靠著有利的政治地位、優越的武力與教育同化方式,日本的帝國文化逐漸侵蝕著泰雅族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小說中的主角畢荷,看到人頭覺得噁心、這已經很明顯被日本教育所影響,回頭質疑泰雅馘首文化的意義。在《川中島》的畢荷是一位十八歲青年,在日人小島源治巡查、安達健治等人的安排下,正準備往理想的仕途大步邁去。但同時,這群恩人,卻同時又是策劃第二次霧社事件殺害他同胞的「魔鬼」。

在《川中島》中出現的原住民與日本警察的關係是主奴關係,泰雅魯的被不合理的勞役、制度所壓迫,然而在時空拉到一九四○年代戰爭末期的川中島,許多在兩次霧社事件中犧牲的泰雅魯的第二代,在「志願兵」的風潮下,爭相寫血書,熱切地想成為高砂義勇隊的一員。鍾肇政非常精確地描繪出這批高砂義勇隊在戰場上渴望獲得平等待遇的心態,甚至是要比內地人更像皇軍的心理像。在摩羅泰島上,來自布農族的林兵長,可說是最典型的例子,不管是否在戰場上,他的表現讓內地人開始反省過去對高砂民族只是馘首族的看法,他的表現比日本人更優異。

呂昱認為在《戰火》的結尾之處的寫法對於人性過於信賴,對於歷史延續的命運太過樂觀,是一個不成功的休止符。[19]但是,以這群在戰場上通過考驗的原住民,經歷過這次戰爭帶給他們的不只是悲傷的部分,他們在戰場上優於內地軍的表現,帶給他們相當的信心,就如同鍾肇政形容林兵長:

「林兵長會活過去的,並且也像過去的好長一段歲月那樣,他必定是個最堅強最勇敢的生存者。」(《戰火》,蘭亭版,頁280)

《川中島》與舞鶴的《餘生》;《戰火》與《活著回來》(原名:《獵女犯》)的創作題材相似,但是視角卻不盡然相同,《川中島》是以荷戈社出身的秀異份子畢荷為出發點,舞鶴是以霧社事件殘存下來的社眾為資料而寫成《餘生》。《活著回來》則是陳千武的血淚經驗,鍾肇政藉由多次到川中島的訪問,當然也訪問了最重要的畢荷,而完成了這樣的作品。在完成作品後數年,由於新的資料的出土,鍾肇政對這高山組曲的寫法也產生不同的看法,[20]也許不像《濁流三部曲》是自傳性的小說,鍾肇政必須建立在其他資料上,所以當有新出土資料時,鍾肇政心裡必定有另一種的寫法。在「高山組曲」的〈自序〉中,鍾肇政有所遺憾地寫道:

其實,在我的計畫中,「高山組曲」應該是三部曲的構成,易言之還有最後一部未曾下筆。當時,是打算一口氣寫完的,可是到了第二部『戰火』完成,我發現到第三部的資料還不全——豈啻不全,可以說種種缺漏到了比比皆是、無以下筆的地步,於是我祇好在『戰火』脫稿後,暫告一段落。在第三部堙A照預定是要寫到光復後的激盪時代,我甚至也排定了到若干深山地區去訪問、調查的日期與步驟,都因為種種緣故,未克實行。如今,算是時過境遷,而阻礙我前往的因素仍在,故而我這第三部依然懸宕著,下筆之日,遙遙無期,使我那再次到山堨h流浪的思念,魂牽夢縈,無時獲釋。[21]

在鍾肇政完成《川中島》與《戰火》之後,有三份重要日文史料出土[22],而且這三份史料幾乎都否定了鍾肇政筆下的「畢荷像」。雖然鍾肇政成功地描繪出一個在泰雅與日本文化之間的原住民知識人的苦悶與無奈,但恐怕也有些仍待他進一步處理的複雜面象,必需進行更深入的訪問調查。可惜最後終沒能實行,以致高山三部曲缺少了壓卷之作,這是鍾肇政的遺憾,也是臺灣文壇的遺憾,仍有待於後起之秀繼續未竟之業。

 

(本文初稿完成,賴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林瑛琪,初步整理小說內容與歷史實材,迭經平日課堂上的理論探索、討論,始克成稿,特此致謝。)

 

本文原發表於<<大河之歌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桃園縣文化局,頁189-214。

 


         參 考 書 目

 

一、          陳宏銘、莊紫蓉、錢鴻鈞編輯,鍾肇政著,《鍾肇政全集21

-隨筆集(五)》,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2年11月初版。

二、          藤井志津枝,《理蕃-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台北,文英堂

出版社,2001年10月二版一刷。

三、          中島利郎、吉原丈司編,鷲巢敦哉著,《鷲巢敦哉著作集

-台灣警察四十年史話》,東京,2000年12月。

四、          陳宏銘、莊紫蓉、錢鴻鈞編輯,鍾肇政著,《鍾肇政全集9-川中島.戰火.靈潭恨》,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0年12月初版。

五、          鄧相揚,《風中緋櫻-霧社事件真相及花岡初子的故事》,台北,玉山社,2000年10月初版。

六、          莊永明,《台灣醫療史-以台大醫院為主軸》,台北,遠流出版社,1998年6月初版。

七、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理蕃の友》,東京,綠蔭書房,199310月復刻版第一刷。

八、          ピホワリス(高永清)著,加藤実編譯,《霧社緋桜の狂い咲き-虐殺事件生き残りの証言》,東京,教文館,19881月。

九、          鍾肇政,《川中島》,台北,蘭亭書店,1985年4月初版。

十、          鍾肇政,《戰火》,台北,蘭亭書店,1985年4月初版。

論文

一、            周婉窈,〈「莎勇之鐘」的故事及其周邊波瀾〉,收於周婉窈著《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是史論集》,台北,允晨出版社,2003年2月,頁13-31。

二、            錢鴻鈞,〈解讀鍾肇政作品《戰火》〉,《台灣文學評論》2:3,2002年7月,頁136-143。

三、            錢鴻鈞,〈高山組曲第二部《戰火》-日本精神與塞達卡精神(續)〉,《台灣文藝》180,2002年2月,頁94-111。

四、            錢鴻鈞,〈高山組曲第二部《戰火》-日本精神與塞達卡精神〉,《台灣文藝》179期,2001年12月,頁44-77。

五、            黃宗慧,〈雜的痛苦與/或雜的希望--從巴巴的揉雜理論談起〉,《英美文學評論》2期,1995年,頁87-100。

六、            近藤正己,〈「理蕃の友」解題-「理蕃政策大綱から皇民化政策へ」〉,《『理蕃の友』1別冊-解題.總目次.索引》,東京,綠蔭書房,頁3-14

七、            呂昱策劃,陳丹橘整理,〈山地文學發展的可能性-「高山組曲」討論會〉,《台灣文藝》97期,1985年11月,頁191-203。

八、            林德政,〈霧社抗日精神的延續-評介鍾肇政著「川中島」〉,《文訊》19期,1985年8月,頁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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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連載時間至1972111日,19739月由台灣商務印書館結集出版。

[2] 《理蕃友》是研究在霧社事件之後,台灣原住民的重要史料,它是由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

課負責編輯,昭和七年(1932)一月創刊,昭和十八年(1943)十二月廢刊,十二年總共發行了一四四號,是理蕃課的機關誌。《理蕃友》的發行也是霧社事件後,台灣總督府重新制定理蕃改革的一環。參見近藤正己,〈「理蕃友」解題-「理蕃政策大綱」から皇民化政策〉,收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理蕃友』別冊-解題.總目次.索引》(東京:綠蔭書房,

1993年10月),頁3-4。

[3] 呂昱,〈解開苛政下隱忍圖存的奧秘--評鍾肇政的「川中島」〉,《台灣時報》,1983年12

12日。收於鍾肇政全集9《川中島.戰火.靈潭恨》(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0年12

),頁225-233。

[4] 呂昱策劃,陳丹橘整理,〈山地文學發展的可能性--「高山組曲」討論會〉,《台灣文藝》97,

1985年11月,頁191-203。

[5] 林德政,〈霧社抗日精神的延續--評介鍾肇政著「川中島」〉,《文訊》19,1985年8月,

92-97。

[6] 錢鴻鈞,〈解讀鍾肇政作品《戰火》〉,《台灣文學評論》2:3,2002年7月,頁136-143。

[7] 錢鴻鈞,〈高山組曲第二部《戰火》--日本精神與塞達卡精神〉,《台灣文藝》179期,2001年12月,頁45。

[8] ピホワリス加藤実編譯,霧社緋桜のい咲き--虐殺事件生き残りの証言(東京:教

文館株式會社,19881),頁186

[9] 1919年元月時,流行性感冒在部落間蔓延,甚至延續到北勢群,病死者不計其數。族人認為是異族所造成,因此為了驅逐外族,並取得首級以為法物,故族人常常出草,造成日本理蕃的壓力。所以日人在隘勇線架設通電鐵絲網,並以警察飛行班實施蕃地偵察飛行。但因流行區域擴大,日人的阻嚇作用不大。在1123日,沙拉茅群發動了襲警事件,有兩位巡查受傷,但對一值想要革除馘首習慣的日人,於是出動武力對沙拉茅群進行帶有懲罰意味的攻擊。123日又發生襲警事件,造成三名巡查的死傷。一連串的衝突造成了第二年的沙拉茅事件。到了1920年9月,沙拉茅與斯卡謠兩群族人殺死七名日警及眷屬。日警強迫霧社的馬赫坡社、荷歌社、斯克社、波亞倫社等等成為「味方蕃」,在為期兩個月的時間中,莫那.魯道所率領的馬赫坡社與塔達歐.諾干所率領的荷歌社族人成為這次事件的主力。參見鄧相揚,《風中緋櫻--霧社事件真相及花岡初子的故事》(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10月),頁45-46;鷲巢敦哉,鷲巢敦哉著作集Ⅱ《台灣警察四十年史話》(東京:綠蔭書房,2000年12月),頁354-360。

[10] 中山清,〈國語普及に就いて〉,《理蕃友》,19336月號,頁8

[11] 中山清,〈斯陋習打破せよ〉,《理蕃友》,19346月號,頁6

[12] 警手這項工作,是警察層級的最低階,當時月薪為十五圓,充當日本人的雜役,但是穿著日

本警察的衣服與鞋子,過著日本式的生活,在原住民的社會充當原住民嚮往日本的指標。參見

藤井志津枝,《理蕃--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台北:文英堂出版社,200110月二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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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醫制度是18966月開始實施,由後藤新平所創,公醫是日本政府為了要解決偏遠地區的

醫療問題,後藤創立的構想是:希望公醫能夠像醫療傳教士一樣負起偏遠地區的醫療責任,公

醫就依據總督府指派,到各地去工作,但除了醫療之外,還要負起教導防疫、衛生觀念等等。公醫比較特別的是必須對台灣的流行傳染病很熟悉,所以公醫是讓日本時代台灣的醫療網從點到面的重要制度。請參閱莊永明著,《台灣醫學史--以台大醫院為主軸》(台北:遠流出版社,19986),頁156-158;鷲巢敦哉,鷲巢敦哉著作集《台灣警察四十年史話》,頁392-394

[14] 在《理蕃友》中是佐塚昌雄,參見佐塚昌雄,〈戰線だより〉,《理蕃友》,昭和十三年(1938)十二月號,頁8;〈戰線だよりB〉,《理蕃友》,昭和十四年(1939)二月號,頁3男與雄的日文發音同樣都是

[15] 「莎央之鐘」原名是「サヨンの鐘」,是昭和十三年(1938)現在宜蘭縣蘇澳南澳利有亨社的

泰雅族名叫サヨン的學生,她的利有亨社教育所老師田北正記收到召集令,サヨン自願在河水

暴漲的危險狀態下,替老師扛行李,而サヨン卻在涉過溪水從橋上跌落到溪水中,最後只打撈

到田北的行李,並沒有找到サヨン,因而サヨン被認定溺斃。這位十七歲的泰雅少女為了老師

而犧牲性命的消息在九月二十七日的《台灣日日新報》有一則標題為「蕃婦跌落溪流,行蹤不

明」的簡短報導,這樣的故事當然是台灣總督府宣傳的好材料,多位官員都曾到サヨン的家中

慰問,特別是第十八任的總督長谷川清在昭和十六年(1941)四月十四日,為了表彰サヨン的愛國行為,特別製作了一只銅鈴狀的鐘給利有亨社以資紀念。這樣的故事又特別邀請當時紅透半邊天的李香蘭主演,更增加此故事的效用。關於サヨンの鐘,請參見周婉窈,〈「莎勇之鐘」的故事及其周邊波瀾〉,收於《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台北:允晨出版社,2003年二月),頁13-16。〈愛國乙女サヨンの鐘〉,《理蕃友》,昭和十六年(1941)九月號,頁5-8《台灣日日新報》,昭和十六年(1941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七版。

[16] 昭和十四年(1939),日人在日月潭發電工事第二期完工後,為引入濁水溪的溪水至日月

潭,興建了萬大水庫,原居於此的巴蘭社群的耕地遭到淹沒,日人又將巴蘭社群的族人遷到北

港溪中游台地,取名為中原社。參閱鄧相揚《風中緋櫻--霧社事件真相及花岡初子的故事》,頁131

[17] 在真實人物畢荷日後的回憶錄中還提到:在但我尚不恢心斷念做官、改變希望、向日人主管請願要從事醫療工作,准我拜師武界診療所醫師川內良田市學習防虐工作、由此以後盡最大努力可以說不眠不休、研究醫療業務、有時往台灣大學醫學部參加醫療技術講習會結識醫界人士,……在這樣苦學過程中、日政府也認定我對工作異常認真學習也確有心得、民國二十八年(昭和十四年)升任雇員民國三十年(昭和十六年)再升任台中州巡查也是從事山地醫療保健工作,但我並不喜歡做警察官做日警走狗、再奮再勵研習醫療專業、民國三十一年(昭和十七年)應考台灣總督府第二屆乙種醫師試驗三○○余人應考者中傍名前茅合格在內、我即決心辭去巡查職務、同年同月就任台灣公醫專業醫療工作。引自ピホワリス(高永清)著,加藤編譯《霧社緋桜の狂い咲き--虐殺事件生き残りの証言》,東京,教文館,頁179-180

[18] 黃宗慧,〈雜的痛苦與/或雜的希望--從巴巴的揉雜理論談起〉,《英美文學評論》2,1995年,

87-88。

[19] 呂昱,〈歷史就是歷史--評鍾肇政的「戰火」〉,收於「高山組曲」.第二部.戰火》,頁484。

[20] 鍾肇政,〈霧社的真實--兼介阿烏伊.黑巴哈「證言霧社事件」〉,《自立晚報》,民國77年

11月3日。另收於鍾肇政全集21《隨筆集(五)》(桃園:桃園縣文化局,民國91年11月),頁

222-229。

[21] 鍾肇政,《川中島》、《戰火》之〈自序〉,(台北:蘭亭,19854)4

[22] 這三份即是阿威赫拔哈口述的《阿威赫拔哈的霧社事件證言》,ピホワリス著,加藤編譯《霧社緋い咲き--虐殺事件生き残りの証言》以及《理蕃の友》。